講題:本館規劃理念
講者: 杜正勝先生 (中央研究院院士/本所研究員 曾任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 
時間: 2002年3月 
摘要: 歷史文物陳列館的特色是什麼?本館的規劃又反映了什麼樣的精神與內涵?史語所前任所長杜正勝先生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談,從本館成立的時代背景,及本所標榜的治學精神為切入點,進一步說明本館的沿革、收藏特色,以及重新規劃後的展示理念與空間特色。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歷史文物陳列館(下面簡稱本館)的規劃理念。我將從比較寬廣的角度,先介紹本館成立的時代背景和沿革,再進一步說明本館的規劃理念與特色。

首先,我想提出來讓大家思考的是︰

一、 中央研究院是一個學術研究的機構,(史語所)為什麼要設立歷史文物陳列館?它和國立故宮博物院以及其他的博物館(如228公園內的臺灣省立博物館、台中的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在功能上有什麼不同?

二、 歷史文物陳列館的特色是什麼?本館的規劃理念反映了什麼樣的精神與內涵?

博物館這種制度,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在西方,博物館和學術研究向來脫離不了關係。像英、法、德、美各國歷史悠久的大學或研究機構,都設有博物館。「博物」一詞原是泛指動物、植物、礦物、生理學…等各門學科知識的總和,和中文「博物」—「博通事物、周知散在四方之事」的意思相似;也就是說,「博物館」是集合各種學問的地方。博物館的起源,雖不必追溯到大希臘化時代,但至少可以推溯到文藝復興時期的義大利。西方文藝復興的精神是人文主義,但不是和今天科學相對的人文,而是人對他所處環境的反映及態度,就是中國所謂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無所不知的人文,即博通各種知識。所以,「博物館」是集合各種學問的地方,和現在我們提到「博物館」三個字時,在腦海中浮現的那種「art museum」—也就是能看到所謂「藝術精品」的地方,意義不大相同。至於art museum即近代博物館的起源,大約是在文藝復興時期。當時歐洲的王公貴族,為了展示他們自各地蒐羅到的珍奇異寶,成立了「珍物陳列室」,專供皇室貴冑交流、觀賞。

不過,就博物館的發展歷史和基本精神—即從博物館學來說,博物館並不只是為了展示令人賞心悅目的文物而已,更重要的是推廣知識並提供學者作研究,以追求真知與真理。而本館正是從知識追求的態度出發,來做規劃、設計。

史語所追求知識的態度是什麼?這個問題牽涉到史語所創所以來所建立的學術風格和精神。如果我們讀讀中研院史語所第一代學者蔡元培先生、傅斯年先生、李濟先生…等人的文章,就能瞭解所謂史語所的學術風格和精神。我可以簡單的說,就是「科學精神」。
什麼是「科學精神」?就是無徵不信,不任意去做推演、引伸,沒有證據就不要輕易相信。

本所的催生者暨第一任所長傅斯年先生,以其多元的學習背景和學術理想,就非常希望以考古學來建立中國的「古代科學」;並提倡新的學術風氣要學者走出書齋,改變「讀書就是學問」的傳統,而「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材料」,也就是說重視考古與考古材料。另一方面強調「史學就是史料學」,堅持使用「直接史料」來建構歷史,即有幾分材料說幾分話,追求科學的精神;這也讓史語所獲得了「史料學派」的稱號。但是我們知道史學不會只等於史料,但若缺乏可信、有效的史料作基礎,史學勢必淪為空論。所以史語所的風格就是結合考古與史學,講求實徵材料以發揚科學精神。

因此本館的整體規劃、設計,就是在呈現本所的「科學精神」。全館以考古和考古材料為主題(當然也有歷史和其它學科),當觀眾從樓上參觀到樓下,於出場前會看到蔡元培在安陽發掘報告發刊詞中的一段話「有材料乃生問題,因問題而求旁證參考,資此旁證而置此問題於其正當之視線上,不以設定為決論,不為闕漏作補苴,這樣的處置問題,乃真求客觀知識的態度。」這就是我們所說的追求知識的態度,要去找資料並把資料放在適合的位置上。

我自1980年來中央研究院工作,至今已有二十餘年,在座幾位也有和我一樣資深的,當然也看過博物館的演變。現在大家所看到的史語所大樓和80年代的相比,至少有百分八十五以上都是新的。最早的文物陳列館是在考古館二樓左邊,那時史語所的位置就是在現在歐美所主要大樓的地方,和考古館一樣屬於兩層樓的房子。歷史文物陳列館的興建就是配合第一期國家建設五年計劃,當初的規劃是:一、二樓做文物陳列館;三樓是庫房,就是倉庫;四樓以上當研究室與辦公大樓。

一、二樓的文物陳列館要如何區分呢?有字的叫『文』,在一樓;沒字的叫『物』,就在二樓。『文』,就是一些拓片,碑帖拓片;『物』,則是考古的東西,如安陽出土的東西。過去,史語分成五組:歷史、考古、語言、文字及人類學組。像漢簡、碑帖算歷史學組;人類學組包括少數民族,尤其是西南少數民族等的人類學資料。史語所一些民族的文物與資料現在存放在民族所博物館,民族所博物館內所陳列東北與西南少數民族的文物都是向史語所借展的。所以,文物陳列館對於這部份的文物展覽規劃就以文獻、圖冊為主,比如雲南、貴州及清朝所畫的風俗圖。由於當時是由考古組在策劃,考古組前輩認為,考古的東西放在二樓較為安全,免得遭竊。

台灣的故宮博物館至少有兩個源自大陸的傳統,一個是北京故宮博物院,一個是在中央博物院,全名叫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史語所第一代學者傅斯年及李濟先生早在中央博物院、史語所剛成立時,就考慮要在這樣的學術單位設立博物館。今天,史語所很多人都已經不知道這件事情了,包括我的長輩,我也是後來才知道。為什麼史語所第一代學者就已經到考慮到成立博物館呢?至今我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回答這個問題。不過,如果你們把我開頭所講的東西串連起來,就知道我們所承繼的正是西方博物館的傳統理念,一種追求知識的態度,這就不難理解了。

史語所在民國17年(1928)於廣州成立,中央研究院早史語所半年成立。史語所創辦人傅斯年,原本任廣州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爾後到中央研究院來籌辦歷史語言研究所。一年後,北洋政府結束,國民革命成功,國民政府定都南京,但是,他們認為北平仍是一個文化中心,所以史語所就搬到北平去。

中央博物院在1933年開始籌備,第一任的籌備處主任是傅斯年。當時傅斯年是說受教育部委託,其實那時教育部長朱家驊是他的朋友,而從中央博物院規劃第一張草稿是傅斯年的筆跡,就可以看出整個中央博物院其實都是由傅斯年一個人在規劃。當時的想法,以我現在看來,就是要成立類似natural history museum。國外的natural history museum就是收藏、展覽動物、植物與礦物,加上人類學及少數民族的東西。在中國,傅斯年和地質研究所關切密切,又想結合人文館及抗戰期間在四川負責調查的工作工藝部門,把這三個部門的合在一齊,基本上就是自然博物館的規模。

傅斯年在擔任史語所所長的同時,也兼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大約一年以後,他把籌備處主任一職交由李濟來做。民國25年(1936),中央博物院成立一個類似監督機構的理事會,當時的理事主席是蔡元培,傅斯年任執行秘書。所以說,整個中央博物院,傅斯年是指導者、規定者,而李濟則是執行者。李濟在抗戰期間兼任史語所考古組主任及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兩職。這兩處關係是密不可分的,中央博物院和史語所考古組在李莊時還合署辦公,因為兩邊的工作人員多由相同的人兼任。

李濟在民國36年(1947)辭掉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中央博物院歸屬於教育部,當時的教育部長杭立武就兼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1948、49年,中央研究院和故宮的文物分三個梯次船運來台。來到台灣後,兩個單位共同組成國立中央故宮博物院聯合辦事處,兩邊的典藏品及工作人員合在一起。這個辦事處在民國54年(1965)從台中搬到台北,改編成為國立故宮博物院。

為什麼我們要重新改造這棟文物館?因為原來的陳列室有兩個問題:

一、 溫濕度控制不好,對文物產生不良影響

二、 死角很多,人們在裡面做什麼我們都不知道,況且我們沒有多餘的人力管理。

因為整個展覽的條件不好,所以就閉館(以前也不完全開放,只接受申請參觀),開始規劃重建。

其實在1995年我當所長時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自從高去尋所長以後,我還算是跟這些考古文物關係密切的,所以我比較會注意到這個問題。除了保存、研究文物之外,另一方面,我們也希望能夠有新的展示空間,讓大眾參觀。這個構想取得李院長的認同後,我們請了建築設計師負責設計、規劃。所以,整個博物館是許多人的共同貢獻。我們的同仁,則是作軟體及每個區的規劃、說明,也投注了相當多的心力。

下面,我們來談談本館的收藏特色:

我們收藏的特色在哪裡?當然是考古!史語所做了哪些考古工作?史語所的考古在1928年,嚴格來說是從1929年開始的。1928年時,本所第一次是派董作賓到安陽,他主要是進行勘察。因為他是南陽人,所以他就選擇去南陽做畫象磚調查。他的學術背景使他對石經,就是三體石經感到興趣,於是又想到洛陽去。但是,那裡鬧土匪,不安全。當時傳說甲骨出於安陽,於是1928年夏天他就一個人去調查甲骨。當時他找了兩個地方做調查,主要是想找有字的甲骨。但是,傅斯年是個很聰明的人,他的知識面很廣,他從董作賓寫回廣州的報告中,提醒他該注意那些事項,就如同在現場指揮一樣,他所提的重點,其實都是考古學的重點。如果各位看過我的《新學術之路》就會知道,史語所的創辦人傅斯年原是中山大學文學院院長,他的第一批同志都是中山大學的,包括顧頡剛和董作賓,這批人基本上被稱為本土派,除了傅斯年之外都沒出過國。這時,傅斯年正準備從清華國學院吸收另外一批新興學者,包括歷史學的陳寅恪、語言學的趙元任、考古學的李濟。民國17年(1928)的年底,這些學者確定要來。趙元任來得比較早,他已經開始在做語言學的調查。差不多半年的時間,史語所由本土派變成洋派,以後洋派當權,顧頡剛等人就離開了。李濟先生來後,負責指揮考古的工作,董作賓則專門研究考古發掘出來的甲骨,以後他就在這方面功成名就。

這就是史語所初期建所的狀況。重點是,史語所的收藏文物以考古發掘為主。不過,史語所的發掘工作時間很短,嚴格來講,是從1929年安陽第二次發掘到抗戰結束-民國36年(1947)的春天。這幾年間,主要的考古工作在安陽及龍山。龍山的文物主要來自兩個重要的發掘遺址,一個是山東濟南章丘城子崖,一個是山東日照兩城鎮。接下來是西周早期,再來是東周,春秋晚期到戰國初期的山彪鎮、琉璃閣。我們根據這些發掘文物來佈置,呈現考古情境,所以算是考古博物館。不是擺美,也不是選精品給人家看,而是一種知識追求與探索的態度。

所以,史語所的精神你們要把它講出來,不是有人來就把他拉來,說,你要知道這是安陽這是龍山。『什麼是安陽,什麼是龍山跟我有什麼關係?』台灣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民眾不知道安陽、龍山也可以活得很好。

二樓展示的漢簡,其實不是由史語所發掘的,而是西北考察團,原先是由西北考察團及北京國學研究所共同保管。中日戰爭期間,漢簡被送到美國,幾經波折,再送回到台灣,來到台灣之後就交給中央研究院保存,由勞幹負責整理。民族學方面,本來赫哲族的東西是由凌純聲先生整理,後來,他去辦民族所,於是,赫哲族及苗族的東西就拿到民族所去。原來中研院有社會科學研究所,傅斯年及蔡元培都當過所長。後來,社會科學研究改制,它的一些東西、書籍等併入史語所,包括我之前在研究的『番社采風圖』,其實就是社會科學所收藏的資料。

當然,導覽要講有趣的東西,但要如何講,就要看你們自己的閱讀與體會,你要怎樣把它變化出來,讓不知道的人也可以了解。

下面和大家談談本館的空間特色:

中間區域是史語所重要大事的年表。除此之外,擺放儀器是反映了傅斯年的一句話,我們不是讀書人,不是書房裡的知識份子,文謅謅的,而是要動手動腳找材料。在《來自窮碧落與黃泉》序詞中的第一句話,我就是寫這句話。一個知識份子在二十世紀的形象、態度是什麼?從他們的人格、打扮(照片史語所的工作人員是穿馬靴,而不是長袍馬褂)及看法上所呈現的一種新的態度,這就是我所說的新學術。這個區域就是要把史語所的特質具體呈現出來。

說明方面,都是史語所的同仁寫的。大家一定要知道,說明文字一定要簡潔,不能太長,太長沒人要看。他能吸收,就會看,這是基本原則,這個原則是我從大英博物館得到的啟示,當然我不知道對不對。基本上,現在在故宮,我也是這樣要求,不然說明長長的一篇,沒有人要看。

今天,我們的空間設計對殘障人士有些不足的地方,那是為了在展場上增加變化,所以在一樓弄了有高低起伏的階梯,一級一級的,嚴格來講,並不是一個無障礙空間。坐輪椅的殘障人士,只能從二樓搭電梯下來。當時考量了很多,後來做了一些取捨。其實也是為了營造氣氛。為什麼要營造氣氛?因為我們的博物館很小,一層樓只有四百坪,兩層樓共八百坪。在這麼小的博物館要怎麼樣做得好,讓人看了有趣味?它需要很多的變化。這是一個取捨的問題。

博物館展櫃的大玻璃,我當時就知道這是問題,但建築師堅持,我向來尊重建築師,所以我當初也沒有堅持,這造成你們的困擾,我覺得很不好意思。事實上,他有他的理念。

我們只要根據說明牌上的文字,加上圖片,就能印成一本書。這些圖片都是再三斟酌的。整個規劃就是要把史語所的特色展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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