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 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講者: 王明珂先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時間: 2002年06月29日(本館系列演講) 


蠻夷是……猺、獞/非我族類/應被驅逐於中國疆界外/醜陋粗壯的男子
少數民族…傜、侗/兄弟民族/應在中國國界內/美麗妙曼的女子 


蠻夷是華夏邊緣

至少自漢代始,華夏便自稱「中國人」。此一自我稱號,意味著「居於四方蠻夷環繞之中的文明人」。因此在自稱中國人的華夏眼中,那些居住在邊疆的非漢族是「異族」,他們就像是華夏心目中「我群」的邊界。強調這些異族的「異類本質」,也是在強調在此「邊緣」之內的華夏間的「同質性」。數千年來,華夏一直以描述這些非我族類的奇風異俗,以及從事並記錄華夷間的戰爭,來維持並強化這個族群邊界。


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並積極爭奪中國及其周邊「藩屬」地區的資源。在憂心西方列強的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下蹈黑種與紅種人受人統治之後塵,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立自強。這個「我族」,特別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漢族」。在較能包容滿族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心目中,我族則包含滿、蒙等族。後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他們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利益的情況下,結合「中國人」(核心)與「四裔蠻夷」(邊緣)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為晚清與民國初年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

這個國族建構,主要賴於建立這個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記憶」(民族史),以及因此建構新的「華夏邊緣」(少數民族)來完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以及「邊疆民族」調查研究,可說是這「華夏邊緣」再造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由蠻夷成為少數民族:羌族的例子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與「藏族」之間的分野,並不是一直都很明確,而是有一個由模糊而漸清晰的過程;這就是「民族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各種「外人」--如中國邊政官員、西方學者與傳教士、從事西方新學術研究之中國學者--與不能算是外人的土著知識分子,帶著新的「民族」與「文化」概念深入觀察、理解土著。他們對土著的新理解,包括分類命名及其歷史與文化,透過文獻、口述等社會記憶媒介成為民族知識,而影響中國官方對岷江上游土著的識別與分類,也影響土著的自我認同。


1915年陶倫士(Rev . Tomas Torrance)

他深愛他的教民們,也對他們的文化習俗及其來源深感興趣。由於將羌民宗教視為一種「一神教」,因此他認為這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後裔。

他對羌民服飾的描述,特別強調當地人所穿的白色長衫。他說,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製衣服,而且他推測過去「曾經全都如此」。他認為尚白、潔淨,以及以白為善,這都是以色列人的習俗。陶倫士指出有些地區羌民婦女配銀環為頭飾、耳飾,而在巴勒斯地區Ramallah 婦女頭上也有配戴銀幣飾的習俗。在食物方面,他稱羌民吃燕麥、大麥與玉米製的烤餅,以及飲「咂酒」。他並引聖經中的記載,說明古猶代人也吃這種餅,以及飲類似的「酸酒」。在語言方面,由於他無法證明當時羌民的語言與猶太語有何關聯,因此他說羌民「已遺忘了他們的語言,失去了原始卷稿。」在宗教方面,陶倫士所注意的或其所描述的「羌民宗教」,幾乎都與聖經記載或在西亞地區仍然可見的一些宗教習俗相關。因此,他相信在此「蠻荒」之地,土著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木比色--就是上帝耶和華。
顯然,陶倫士所說的羌民文化和語言,實為根據他自己選擇性的觀察,加上一些歷史想像而成。他遙想,過去有一典範的羌民文化、語言,一種出於以色列原鄉的典型語言和文化;目前所見的是此典型文化變遷後的殘餘。


192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黎光明、王元輝

他在調查報告中提到當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猼猓子、西番與雜谷民族。對於羌民,報告中記載,「不僅汶川境內有他們的人,在茂縣、理番、石泉、安縣各處,他們的人也不少。」報告中對雜谷人描述較少,只稱「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種嗎,還是和土民同種,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權當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暫給他們一個雜谷民族的名稱。」

他們對羌民的風俗習慣,有如下的綜合描述:

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風俗習慣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誰同化於誰。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體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他找不到「客觀的文化特徵」來區分羌民與土民(由嘉絨藏族地區移來之瓦寺土司屬民)。甚至,對於當前被認為是「羌族」文化標誌的纏頭帕習俗,黎光明等人在報告中特別指出:「以布纏頭代帽,是川西漢人的習慣,並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在他們看來,羌民、土民與漢人至少在服飾文化上差別不大。

(黎光明先生後來離開本所,投入邊區建設工作。1940年代,他任靖化縣縣長。因痛恨黑社會組織「袍哥」在當地種植、販賣鴉片。與川省派駐本地的專員,王元輝,共同設計槍殺當地袍哥首領杜鐵樵。當晚,袍哥即圍攻縣府;次日,縣府被攻下,黎光明先生被亂刀殺死。)

1930至1940年代美籍學者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
陶倫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建構一個純粹的以色列文化之東方遺存。葛維漢則注意到此文化有相當區域性差異,如原來質樸的羌民服飾在特定地區有各種「加工」(刺繡與花腰帶)。他將此種文化差異歸因於漢與嘉絨兩方面的文化影響。在飲食方面,一方面他強調羌民的日常食物來自於農業生產以及採集、狩獵,以強調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習俗,來強調羌民的漢化。

在羌民的語言方面,同樣的,他指出不同地區的羌語有很大區別。他說,羌民是他曾接觸過的族群(ethnic group)中語言分歧最大的一個。雖然體驗到羌民的語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認為這是一種「語言」;他接受當時中國語言學家聞宥的意見,認為「羌語」是一種古老的藏緬語,因此羌民是黃種人的藏緬語支民族之一。

葛維漢在其著作中,曾感嘆羌民研究的難處。他說: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樂於供給一些虛構不實的、他們認為詢問者想要的回答,以及,在語言、風俗習慣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別,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難。

他的感嘆應是由於在他做調查時,有些羌民告訴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後裔」,並說他們所信的天神就是「上帝耶和華」。他認為,這是土著受陶倫土及其基督徒羌民助手們教導的結果。葛維漢在他有關羌族的著作中駁斥這種說法,明白指出,羌民並非一神教信徒;除了信他們自己的神外,羌民還信鄰近其他民族的神。


1940年代教育部「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

調查成員們困惑於「羌民」文化的混雜性。調查者也認為羌人的服飾樸素,並無特色。

羌人服飾,無論男女,並無特別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飾觀,無從知其為羌人。衣飾之素淺,與其娛樂之少,同為不解之心理象徵。

以上調查者對於羌人服飾的描述,顯示他們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們可以分辨其中那些因素是受「藏人」影響,那些是受「內地」(漢人)影響,但對於羌人服飾,則描述為「素淺」、「無特別形式可言」。關於羌民的音樂歌舞,他們描述為:「其固有音樂僅山歌,而歌謠頗少特具風格,非傳自戎人西番,即來自內地。」至於羌人的語言,調查者也查覺他們的語言複雜、分歧,含有許多外來語;他們稱,有時差別之大,甚至可當作另一系統的語言。但在民族語言範疇等同於民族範疇的概念下,他們認為「羌人之辨別除由語言外,殆無他途可準」。

1940年代 胡鑑民

他努力發掘羌民「固有的」或「傳統的」文化。在服飾方面,他認為羊毛與麻為原料所製的衣服,是羌民傳統的工藝。至於較精緻的繡花鞋與織花帶,他懷疑此是受漢人文化或藏文化影響的產物。在飲食方面,他認為「作饅饅」是羌民的傳統作法。並指出「饅饅入火烤當然是原始的辦法。」由篾籠蒸食,則被他視為「漢化」的結果。

顯然,胡鑑民心目中有相當明顯的「民族進化觀」;羌民是在此進化階梯上較低下的民族。因此所有質樸的、原始的文化因素,都成為羌民的傳統。這見解也表現在他對羌民飲酒習俗的看法上。他說,羌民「像許多淺演民族一樣,嗜酒之癖甚深」。淺演民族,也就是演化較淺的民族。無論如何,對胡鑑民來說,羌人文化探索中充滿了挫折。他承認,「在現在羌民所有的許多工藝與發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漢化或番化嘉戎化而來,已頗不容易。」

他特別著重羌族的宗教信仰。他說:「羌族的一切文化寶藏--巫術,儀式,歷史,傳說,民族神話與歌舞等等,猶常在巫師與長老領導之下,熱烈的一次一次的表演著。」因此他將之視為羌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關於羌族宗教,他駁斥羌民信仰為一神教之說,他認為這是個信鬼神的民族,「其信仰還在靈氣崇拜與拜物的階段」。


華夏邊緣的本質及其變遷

所謂的華夏或中國人此一主體,因主觀建構之邊緣的推移、變遷而成長變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在近代國族主義概念下,雖有過一番爭論,最後中國知識份子仍把傳統「四裔」轉變為「少數民族」——「漢族」認同需要異質化邊緣來維持,這一點並未改變。與從前不同的是,在新的「中國」與「中華民族」概念下,如今傳統之「中國」與其「邊緣」合而為一;過去界線模糊的「邊疆」及其外的異族,成為界線明確的之國家「邊界」內的少數民族。漢與非漢間,以及各非漢族群之間,原來模糊、多重而又易變的族群界線,在新學術的民族分類及國家所執行的民族政策下,成為各民族間明確的族群界線。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確是近代的創造,但此創造有其歷史基礎;這是中國傳統與外來思潮的混合產物。
  •  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