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稱:「頌壺」全形拓
典 藏 號:188528-1、188528-2
年  代:西周晚期(公元前9-8世紀)
拓本尺寸:高分別為135.0、138.0公分;廣分別為67.0、69.0公分

畫面描述:器蓋略成方柱狀,飾有垂麟紋,蓋沿則飾以竊曲紋,部分拓出蓋口外壁兩面銘文。器身部分拓出口沿內環壁背面銘文,壺身是橢方形,頸部兩側各有一獸首銜環之耳;同器蓋一般,方圈足亦裝飾有垂麟紋,頸部則有環帶紋,下方則是一首雙身龍,雙身中間各有C形身交錯疊起,以凸顯其立體感。

器身鈐印:器座左下:「寶蘊廔臧器」; 器座右下:「高陽李宗侗玄伯珍賞」

銘 文:在器腹內近口處有銘文一百五十一字,皆在陽線方格內,行款齊整。「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格大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令汝官司成周貯廿家,監司新造貯,用宮御。錫汝玄衣黻純,赤巿、朱璜、鑾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返入覲璋。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壺,用追孝祈介康□、純右、通祿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靈終,子子孫孫寶用。」(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

鈐印:帶狀銘文拓片左下:「玄伯」、「寶蘊樓」
長方銘文拓片左下:「玄白」、「寶蘊樓」;右下:「寶蘊樓」


一、頌壺
頌壺傳世共有兩器,分別藏於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和西安中國歷史博物館,本館展出的拓本拓自前者,原器高51.15公分,帶蓋高63.9公分。

作為青銅禮器之一的「壺」,乃自名器(所謂「自名器」是指器上有銘文,自稱為「壺」),自商代以來,都是作為祭禮中盛酒用器皿。「頌壺」則是因為作器者為「頌」而得名,該器銘文中詳載了貴族「頌」鑄造此器的因由,大意是說明,「頌」受周王冊命、就任新職(掌管成周洛陽的倉庫、以供宮中御用)、接受賞賜的儀典過程,以及其造器用意—該壺是儀典完成後,「頌」為頌揚天子美意、榮耀先父母龔叔、龔姒所造,以為祭祀之用,表達無盡的孝思,併祈求康樂大福、長命萬年,子子孫孫珍惜寶用。該篇銘文,詳備地記載了西周時代冊命儀典的整個過程和細節,可和《尚書》、三《禮》,以及《左傳》僖公28年傳上的等文獻所記相互印證,相當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同為「頌」所作而帶有類似銘文者,現今出土有二壺、三鼎、五簋。

「頌壺」這種形制的碩大方壺流行於西周晚期,其器面的裝飾也相當具有時代的代表性。因此,可以說,頌壺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銘文,其形制特點與裝飾風格,也都是研究西周青銅禮器的重要線索。

二、全形拓的製作

全形拓是在照相技術還未普及的清代乾嘉(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由於當時一般的傳拓以及線描版刻等方法,並不能滿足收藏家的需要,全形拓的技術遂應運而生。傳拓的方法是:首先要將器物表面清理乾淨,生坑者除鏽(古時用刀剔,後有以醋、鹽酸或電解去鏽之法),熟坑者以溫水擦拭或以稍熱之水洗淨;其次,選出最能表現出該器物特點的角度,用鉛筆在綿紙上畫出「⊥」,作為標示出該器物特定角度之輪廓的(高度、寬度)基準,畫出基本的器形、部位;然後,在器物表面塗上已預先泡好的白芨水,將拓紙敷於器上,再以略濕的小毛巾輕壓,有助拓紙與器物密合;隨後,再用刷子打紙,一方面將紙打入字口及紋飾裡,一方面使紙與器物間的空氣排出。之後,則是全形拓製作最重要的一道程序,即「上墨」:拓包先蘸墨於硯台,然後在磁碟上拍打、搓揉,使拓包蘸墨均勻,再輕拍於拓紙數次,墨色隨著每次上墨而慢慢加深,這道手續,攸關著全形拓的品質,而拓師的技術,此間亦可判出高下。上墨之後,待紙乾透,便可將紙由器上輕輕揭下。由於器物是立體而非平面,因此,揭紙後仍須用紙版裁出與此器大小相同的輪廓,置於器拓上,用拓包補拓出器形的邊緣,或者,也可用筆墨填補、修飾器邊。

由此可知,製作全形拓需要相當高超的技藝,因為,這是要將立體的東西再現於平面之上,而且,隨著製作方法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效果也不相同。而就其製作方法來分,大體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整紙裱拓;一種是不同部位先分別傳拓,然後,再剪裁、拼湊而成一幅完整的全形拓,二者各有優缺點。總之,全形拓所需要的技術,包括了素描、裱拓、剪裁的技巧,製作過程中,除了平面的銘文之外,還要講究光線明暗、器體厚薄,更須注重立體花紋及器物整體造型,是一門相當不易掌握的專業技術,因此拓工功力,作品中判然可別。名家周康元(希丁),堪稱是當時全形墨拓術的集大成者,一生以篆刻摹拓為業,為了製作全形拓,甚且特別去參加畫法研究會,以學得透視圖的表現技法。本所收藏的全形拓中,有許多正是出於周氏之手。

三、全形拓的意義

製作精良的全形拓,其功用與相片相差無幾,一件銅器的全形拓,就等於是一個銅器器形的檔案。此外,由於銅器全形拓傳拓不易,箇中佳作—特別是名家親手拓製且慎重蓋印者,往往也兼有藝術及欣賞價值,換言之,銅器全形拓本身也就是一種藝術品,也因此,學者或收藏家多視之為珍寶,並題記或鈐印其上,而此亦使全形拓本身的收藏價值更行提高。這些題記的內容,包括了出土地點、收藏者、流傳情況、銘文考證等資料,對於傳世青銅器的認識與研究,裨益良多,特別是,也有許多青銅器在傳拓後,僅遺拓本,原器反而佚失,此時,全形拓之於青銅器研究的補闕之功更行顯著。

不過,就在全形拓這種技法邁向高峰期之際,照相、石印、珂羅版印刷等新興技術也紛紛傳入中國,終使這項工藝成為絕學,因此,全形拓傳世品極稀。另一方面,由於全形拓皆為紙本,過去的紙張保存技術較為不足,保存環境也不理想,時至今日,多少有些毀損,或受潮發霉,或紙張變黃、產生斑點,尤有甚者,更遭蠹蟲蛀蝕,復原困難。也因此,為免全形拓保存不善、愈來愈少,不利來者研究,史語所擬建立「銅器全形拓數位化資料庫」,作為「金文數位化資料庫」的一部份,一方面可以減少直接翻閱原拓本的次數,以利保存;另一方面,也期裨益來日同類型的資料在網路上相互流通,便利學術研究。
(施品曲整理)

參考資料:
1.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古今論衡》3(1999.12),頁159-170。
2.陳秀玉,〈失落的技藝—全形拓〉,《古今論衡》7(2002.1),頁130-144。
3.張臨生,〈一百期特輯—百珍集萃‧西周晚期 頌壺〉,《故宮文物月刊》第9卷第4期(總100期)(1991.7),頁11。
4.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商周青銅酒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166-169,圖版伍參。
5.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委會編,《文物光華》第二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頁67。
  • 「頌壺」全形拓

    「頌壺」全形拓 

  • 「頌壺器身內銘文」

    「頌壺器身內銘文」 

  • 「頌壺器內銘文」

    「頌壺器內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