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先謙撰
民國四年（1915）長沙王氏刊本
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近代經學家。傅先生為驗證王先謙所言：「近儒致力於《後漢書》，莫勤於惠棟所著《後漢書補注》，既已備載」，因此「校于本書上十二葉，以驗其言」。而對王先謙在〈列女傳‧蔡琰〉「王補曰」之內容，傅先生則評「王先謙此書既鮮發明，復多蕪集，如此王補者，尤為謬妄絕倫。凡其所言，皆是腐論，一涉考證，便是錯誤」。此書後有傅先生題記「王補」者：「友人云：王補原名龍文，行品篤實而信義和團，佐李秉衡幕，罷官歸，以掌書院為生，其學乃進。」並云為「王益吾之門人也。」
民國四年（1915）長沙王氏刊本
王先謙（1842－1917），字益吾，近代經學家。傅先生為驗證王先謙所言：「近儒致力於《後漢書》，莫勤於惠棟所著《後漢書補注》，既已備載」，因此「校于本書上十二葉，以驗其言」。而對王先謙在〈列女傳‧蔡琰〉「王補曰」之內容，傅先生則評「王先謙此書既鮮發明，復多蕪集，如此王補者，尤為謬妄絕倫。凡其所言，皆是腐論，一涉考證，便是錯誤」。此書後有傅先生題記「王補」者：「友人云：王補原名龍文，行品篤實而信義和團，佐李秉衡幕，罷官歸，以掌書院為生，其學乃進。」並云為「王益吾之門人也。」
釋文：
王益吾〈集解述略〉云：「近儒致力於《後漢書》，莫勤於惠棟所著《後漢書補注》，既已備載。」茲校于本書上十二葉，以驗其言。其合併處，固為從注文之便，其改字殊無規律，「胡三省曰」改《通鑑胡注》矣，而「李吉甫曰」不改《郡縣志》。且頗有要點為其所遺。王書繁矣，其采惠說猶未盡，亦非無誤也。
按：「之字曰國」云云者，猶云「用以諱邦之字曰國」。諱之本義為避，引申而為所避之名，故「諱邦、諱盈、諱秀……」皆引申義。「諱邦之字曰國」，猶云「避（代）邦之字曰國」也，此本義也。「遇觀之比」云云者，《左傳》中《周易》乃將六十四卦重之，猶之《易林》。先得觀而後得比，故云「觀之比」，即觀下之否也。此兩處「之」字皆語詞，不可訓。適事在邇，而洪、惠求之遠矣。
凡補注文首尾以「」識之。
又，王氏於清諱或改或不改，《大元一統志》初見即曰《元統志》，引書、引人稱謂大不齊一，足知其不為定本也。
蔚宗之以張純、曹褒與康成合傳也，蓋以康成整齊經學，張、曹則各欲整齊禮樂，有其同也。然曹為希世取寵之儒，張乃俯仰禪代之輩，其人其學皆與康成不倫，以康成殿之，厚誣康成矣。
此豈善行乎！
諸家《後漢書》及《東觀記》，范氏所據以改作者，今無全篇可見者矣。其可資比較者，僅陳《志》數篇耳。然分合小不同，即如〈劉焉傳〉乃包張魯，在《國志》魯別有傳也。斷限大有異，范《書》固不宜錄漢後事。其異不盡由史筆也。今校〈二牧傳〉於此，以見二氏秉筆之差。若夫語其短長，固不易一一執言，而核其大齊，終可謂後來者勝矣。
校《蜀志．二牧傳》。
（案：校書內容不做釋文）
范《書．騰傳》無貶詞，僅他傳中記其獻策梁冀立桓帝耳。蓋范《書》所據者，司馬彪《書》也，有《國志》裴注為證。彪之時代，固不容盡揚曹氏之惡也，然范《書》竟襲之以入，似為失檢。騰如不貪墨，其子焉得有巨貲買太尉之位乎？袁本初檄文中所斥之惡當非過實。騰之最大罪惡為立桓，漢家竟以此衰亡，而袁不言者，以不能斥先帝也。
篡漢者，操之自王也；亂漢者，騰之立桓也。然則瞞之創業，騰實基之。魏太和中，尊騰曰高皇帝，魏世之「崇德報功」當如此耳。
王補此等謬論，何事遍采？王先謙此書既鮮發明，復多蕪集，如此王補者，尤為謬妄絕倫。凡其所言，皆是腐論，一涉考證，便是錯誤，黃山屢駁之，固未盡也。文姬遭遇，實堪閔傷，禍非自作，何事醜詆？蔚宗著〈列女〉，固不容遺此一代之女文宗也。且此王補者，佐李秉衡幕，而助義和團，乃彼不於胡后、楊花西奔之日自殺，以援主辱臣死之義，猶靦顏以名教中人自命而醜詆古人。不知彼之名節，一無超于蔡文姬處，所差只是一遭時亂，一自作孽，而二人之才學，固犬馬與人之不同類耳。意不能平，憤慨書此，焉得起此王補而掌其頰也。
- 典藏號
- FU 922.22 /0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