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鍘下亡魂--從墓誌銘看宋代的司法官員」
講者：柳立言先生
時間：2004年11月20日
摘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針對該館館藏，舉辦一系列通俗演講，將在本（11）月20日下午二時至四時，於該館地下室演講廳，由該所研究員柳立言先生主講「鍘下亡魂--從墓誌銘看宋代的司法官員」。主要目的有三：1.了解宋代的墓志銘、司法，和司法官員，釐清一些以訛傳訛的觀念（如中國古代民刑不分和士大夫缺乏法律知識等），及反省一千多年來司法有何進步；2.接觸宋代的原始史料；3.提高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
墓志最原始的作用是揭示死者的身世，它們的內容變化多端，受各種因素影響，例如寫作傳統、作者身分、讀者期望、死者資料、死者身分，和歷史時空等。宋代墓志的特點是充滿科舉新貴與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和生活風貌，但仍維持傳統隱惡揚善的筆法。單靠墓志不可能全面了解宋代的司法，但「人」仍是歷史研究的主角不是配角。
宋代的刑事審判有不少優點，例如鞫（審問）讞（判決）分司、重要案件經多層覆察、法官深具法律知識、重視物証和醫學証據、人犯有一定權利、加強對司法的監察，和採取法官責任制等。民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財產法規的發達，反映社會經濟的興盛和中產階級私產權利的興起，不但使田土的買賣抵押和契約等法規更為周全，而且衝擊著傳統的家族制度，例如同居而不共財，和婦女享有較高的財產權和繼承權等。從遞狀、開拆、程限、審判以至執行，都有一定的程序和制度。
宋代士大夫普遍認為法律不過是治國平天下的工具。處理刑事案件時，以維護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為優先考量，甚至排除民事案件之司法原則如親親相隱等，量刑以懲罰（報仇主義）和警懾（殺一儆百）為主要目的，尤重盜賊及左教之法。處理民事案件時，以維護家族秩序和人倫關係為主要考量，講求調和、息訟、無訟。兩造為陌生人時，較能公平處理，個人權利得到維護，否則常屈服於家族倫理和群體利益。判決參用法規、人情和習慣，量刑有教化的目的。
宋代有「法治」的理想，但缺乏「法制」的配合，例如司法與行政混合；法令繁多而且修法頻繁；案件太多，法官只得依賴吏人；吏人低薪，容易受賄；一般民眾欠缺法律援助等。今日司法獨立，但司法品質是否超越宋代，值得反省。
講者：柳立言先生
時間：2004年11月20日
摘要：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歷史文物陳列館針對該館館藏，舉辦一系列通俗演講，將在本（11）月20日下午二時至四時，於該館地下室演講廳，由該所研究員柳立言先生主講「鍘下亡魂--從墓誌銘看宋代的司法官員」。主要目的有三：1.了解宋代的墓志銘、司法，和司法官員，釐清一些以訛傳訛的觀念（如中國古代民刑不分和士大夫缺乏法律知識等），及反省一千多年來司法有何進步；2.接觸宋代的原始史料；3.提高問題意識和分析能力。
墓志最原始的作用是揭示死者的身世，它們的內容變化多端，受各種因素影響，例如寫作傳統、作者身分、讀者期望、死者資料、死者身分，和歷史時空等。宋代墓志的特點是充滿科舉新貴與中產階級的價值取向和生活風貌，但仍維持傳統隱惡揚善的筆法。單靠墓志不可能全面了解宋代的司法，但「人」仍是歷史研究的主角不是配角。
宋代的刑事審判有不少優點，例如鞫（審問）讞（判決）分司、重要案件經多層覆察、法官深具法律知識、重視物証和醫學証據、人犯有一定權利、加強對司法的監察，和採取法官責任制等。民事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財產法規的發達，反映社會經濟的興盛和中產階級私產權利的興起，不但使田土的買賣抵押和契約等法規更為周全，而且衝擊著傳統的家族制度，例如同居而不共財，和婦女享有較高的財產權和繼承權等。從遞狀、開拆、程限、審判以至執行，都有一定的程序和制度。
宋代士大夫普遍認為法律不過是治國平天下的工具。處理刑事案件時，以維護政治秩序和社會秩序為優先考量，甚至排除民事案件之司法原則如親親相隱等，量刑以懲罰（報仇主義）和警懾（殺一儆百）為主要目的，尤重盜賊及左教之法。處理民事案件時，以維護家族秩序和人倫關係為主要考量，講求調和、息訟、無訟。兩造為陌生人時，較能公平處理，個人權利得到維護，否則常屈服於家族倫理和群體利益。判決參用法規、人情和習慣，量刑有教化的目的。
宋代有「法治」的理想，但缺乏「法制」的配合，例如司法與行政混合；法令繁多而且修法頻繁；案件太多，法官只得依賴吏人；吏人低薪，容易受賄；一般民眾欠缺法律援助等。今日司法獨立，但司法品質是否超越宋代，值得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