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題： 中國邊緣的再建構：由蠻夷到少數民族
講者： 王明珂先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時間： 2002年06月29日(本館系列演講)
蠻夷是……猺、獞/非我族類/應被驅逐於中國疆界外/醜陋粗壯的男子
少數民族…傜、侗/兄弟民族/應在中國國界內/美麗妙曼的女子
蠻夷是華夏邊緣
至少自漢代始，華夏便自稱「中國人」。此一自我稱號，意味著「居於四方蠻夷環繞之中的文明人」。因此在自稱中國人的華夏眼中，那些居住在邊疆的非漢族是「異族」，他們就像是華夏心目中「我群」的邊界。強調這些異族的「異類本質」，也是在強調在此「邊緣」之內的華夏間的「同質性」。數千年來，華夏一直以描述這些非我族類的奇風異俗，以及從事並記錄華夷間的戰爭，來維持並強化這個族群邊界。
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並積極爭奪中國及其周邊「藩屬」地區的資源。在憂心西方列強的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下蹈黑種與紅種人受人統治之後塵，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立自強。這個「我族」，特別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漢族」。在較能包容滿族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心目中，我族則包含滿、蒙等族。後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他們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利益的情況下，結合「中國人」（核心）與「四裔蠻夷」（邊緣）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為晚清與民國初年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
這個國族建構，主要賴於建立這個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記憶」（民族史），以及因此建構新的「華夏邊緣」（少數民族）來完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以及「邊疆民族」調查研究，可說是這「華夏邊緣」再造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由蠻夷成為少數民族：羌族的例子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與「藏族」之間的分野，並不是一直都很明確，而是有一個由模糊而漸清晰的過程；這就是「民族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各種「外人」－－如中國邊政官員、西方學者與傳教士、從事西方新學術研究之中國學者－－與不能算是外人的土著知識分子，帶著新的「民族」與「文化」概念深入觀察、理解土著。他們對土著的新理解，包括分類命名及其歷史與文化，透過文獻、口述等社會記憶媒介成為民族知識，而影響中國官方對岷江上游土著的識別與分類，也影響土著的自我認同。
1915年陶倫士（Rev . Tomas Torrance）
他深愛他的教民們，也對他們的文化習俗及其來源深感興趣。由於將羌民宗教視為一種「一神教」，因此他認為這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後裔。
他對羌民服飾的描述，特別強調當地人所穿的白色長衫。他說，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製衣服，而且他推測過去「曾經全都如此」。他認為尚白、潔淨，以及以白為善，這都是以色列人的習俗。陶倫士指出有些地區羌民婦女配銀環為頭飾、耳飾，而在巴勒斯地區Ramallah 婦女頭上也有配戴銀幣飾的習俗。在食物方面，他稱羌民吃燕麥、大麥與玉米製的烤餅，以及飲「咂酒」。他並引聖經中的記載，說明古猶代人也吃這種餅，以及飲類似的「酸酒」。在語言方面，由於他無法證明當時羌民的語言與猶太語有何關聯，因此他說羌民「已遺忘了他們的語言，失去了原始卷稿。」在宗教方面，陶倫士所注意的或其所描述的「羌民宗教」，幾乎都與聖經記載或在西亞地區仍然可見的一些宗教習俗相關。因此，他相信在此「蠻荒」之地，土著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木比色－－就是上帝耶和華。
顯然，陶倫士所說的羌民文化和語言，實為根據他自己選擇性的觀察，加上一些歷史想像而成。他遙想，過去有一典範的羌民文化、語言，一種出於以色列原鄉的典型語言和文化；目前所見的是此典型文化變遷後的殘餘。
192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黎光明、王元輝
他在調查報告中提到當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猼猓子、西番與雜谷民族。對於羌民，報告中記載，「不僅汶川境內有他們的人，在茂縣、理番、石泉、安縣各處，他們的人也不少。」報告中對雜谷人描述較少，只稱「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種嗎，還是和土民同種，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權當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暫給他們一個雜谷民族的名稱。」
他們對羌民的風俗習慣，有如下的綜合描述：
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風俗習慣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誰同化於誰。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體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他找不到「客觀的文化特徵」來區分羌民與土民（由嘉絨藏族地區移來之瓦寺土司屬民）。甚至，對於當前被認為是「羌族」文化標誌的纏頭帕習俗，黎光明等人在報告中特別指出：「以布纏頭代帽，是川西漢人的習慣，並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在他們看來，羌民、土民與漢人至少在服飾文化上差別不大。
（黎光明先生後來離開本所，投入邊區建設工作。1940年代，他任靖化縣縣長。因痛恨黑社會組織「袍哥」在當地種植、販賣鴉片。與川省派駐本地的專員，王元輝，共同設計槍殺當地袍哥首領杜鐵樵。當晚，袍哥即圍攻縣府；次日，縣府被攻下，黎光明先生被亂刀殺死。）
1930至1940年代美籍學者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
陶倫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建構一個純粹的以色列文化之東方遺存。葛維漢則注意到此文化有相當區域性差異，如原來質樸的羌民服飾在特定地區有各種「加工」（刺繡與花腰帶）。他將此種文化差異歸因於漢與嘉絨兩方面的文化影響。在飲食方面，一方面他強調羌民的日常食物來自於農業生產以及採集、狩獵，以強調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習俗，來強調羌民的漢化。
在羌民的語言方面，同樣的，他指出不同地區的羌語有很大區別。他說，羌民是他曾接觸過的族群（ethnic group）中語言分歧最大的一個。雖然體驗到羌民的語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認為這是一種「語言」；他接受當時中國語言學家聞宥的意見，認為「羌語」是一種古老的藏緬語，因此羌民是黃種人的藏緬語支民族之一。
葛維漢在其著作中，曾感嘆羌民研究的難處。他說：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樂於供給一些虛構不實的、他們認為詢問者想要的回答，以及，在語言、風俗習慣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別，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難。
他的感嘆應是由於在他做調查時，有些羌民告訴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後裔」，並說他們所信的天神就是「上帝耶和華」。他認為，這是土著受陶倫土及其基督徒羌民助手們教導的結果。葛維漢在他有關羌族的著作中駁斥這種說法，明白指出，羌民並非一神教信徒；除了信他們自己的神外，羌民還信鄰近其他民族的神。
1940年代教育部「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
調查成員們困惑於「羌民」文化的混雜性。調查者也認為羌人的服飾樸素，並無特色。
羌人服飾，無論男女，並無特別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飾觀，無從知其為羌人。衣飾之素淺，與其娛樂之少，同為不解之心理象徵。
以上調查者對於羌人服飾的描述，顯示他們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們可以分辨其中那些因素是受「藏人」影響，那些是受「內地」（漢人）影響，但對於羌人服飾，則描述為「素淺」、「無特別形式可言」。關於羌民的音樂歌舞，他們描述為：「其固有音樂僅山歌，而歌謠頗少特具風格，非傳自戎人西番，即來自內地。」至於羌人的語言，調查者也查覺他們的語言複雜、分歧，含有許多外來語；他們稱，有時差別之大，甚至可當作另一系統的語言。但在民族語言範疇等同於民族範疇的概念下，他們認為「羌人之辨別除由語言外，殆無他途可準」。
1940年代 胡鑑民
他努力發掘羌民「固有的」或「傳統的」文化。在服飾方面，他認為羊毛與麻為原料所製的衣服，是羌民傳統的工藝。至於較精緻的繡花鞋與織花帶，他懷疑此是受漢人文化或藏文化影響的產物。在飲食方面，他認為「作饅饅」是羌民的傳統作法。並指出「饅饅入火烤當然是原始的辦法。」由篾籠蒸食，則被他視為「漢化」的結果。
顯然，胡鑑民心目中有相當明顯的「民族進化觀」；羌民是在此進化階梯上較低下的民族。因此所有質樸的、原始的文化因素，都成為羌民的傳統。這見解也表現在他對羌民飲酒習俗的看法上。他說，羌民「像許多淺演民族一樣，嗜酒之癖甚深」。淺演民族，也就是演化較淺的民族。無論如何，對胡鑑民來說，羌人文化探索中充滿了挫折。他承認，「在現在羌民所有的許多工藝與發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漢化或番化嘉戎化而來，已頗不容易。」
他特別著重羌族的宗教信仰。他說：「羌族的一切文化寶藏－－巫術，儀式，歷史，傳說，民族神話與歌舞等等，猶常在巫師與長老領導之下，熱烈的一次一次的表演著。」因此他將之視為羌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關於羌族宗教，他駁斥羌民信仰為一神教之說，他認為這是個信鬼神的民族，「其信仰還在靈氣崇拜與拜物的階段」。
華夏邊緣的本質及其變遷
所謂的華夏或中國人此一主體，因主觀建構之邊緣的推移、變遷而成長變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在近代國族主義概念下，雖有過一番爭論，最後中國知識份子仍把傳統「四裔」轉變為「少數民族」——「漢族」認同需要異質化邊緣來維持，這一點並未改變。與從前不同的是，在新的「中國」與「中華民族」概念下，如今傳統之「中國」與其「邊緣」合而為一；過去界線模糊的「邊疆」及其外的異族，成為界線明確的之國家「邊界」內的少數民族。漢與非漢間，以及各非漢族群之間，原來模糊、多重而又易變的族群界線，在新學術的民族分類及國家所執行的民族政策下，成為各民族間明確的族群界線。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確是近代的創造，但此創造有其歷史基礎；這是中國傳統與外來思潮的混合產物。
講者： 王明珂先生(（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時間： 2002年06月29日(本館系列演講)
蠻夷是……猺、獞/非我族類/應被驅逐於中國疆界外/醜陋粗壯的男子
少數民族…傜、侗/兄弟民族/應在中國國界內/美麗妙曼的女子
蠻夷是華夏邊緣
至少自漢代始，華夏便自稱「中國人」。此一自我稱號，意味著「居於四方蠻夷環繞之中的文明人」。因此在自稱中國人的華夏眼中，那些居住在邊疆的非漢族是「異族」，他們就像是華夏心目中「我群」的邊界。強調這些異族的「異類本質」，也是在強調在此「邊緣」之內的華夏間的「同質性」。數千年來，華夏一直以描述這些非我族類的奇風異俗，以及從事並記錄華夷間的戰爭，來維持並強化這個族群邊界。
近代華夏邊緣的再造
十九世紀下半葉，西方「國族主義」、相關的「民族」（nation）概念與社會達爾文主義（social Darwinism）隨著歐美列強的勢力傳入中國，並積極爭奪中國及其周邊「藩屬」地區的資源。在憂心西方列強的擴張，並深恐「我族」在「物競天擇」下蹈黑種與紅種人受人統治之後塵，中國知識分子結合「國族主義」概念、民主改革思想，極力呼籲「我族」應團結以自立自強。這個「我族」，特別是在革命派人士心目中，指的是「漢族」。在較能包容滿族的立憲派知識分子心目中，我族則包含滿、蒙等族。後來，在歐美列強積極營謀他們在西藏、蒙古、東北與西南邊區利益的情況下，結合「中國人」（核心）與「四裔蠻夷」（邊緣）而成「中華民族」的我群想像，逐漸成為晚清與民國初年許多中國知識分子心目中的國族藍圖。
這個國族建構，主要賴於建立這個大民族的「共同祖源記憶」（民族史），以及因此建構新的「華夏邊緣」（少數民族）來完成。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族史」研究，以及「邊疆民族」調查研究，可說是這「華夏邊緣」再造運動中最重要的一環。
由蠻夷成為少數民族：羌族的例子
由清末到民初，岷江上游地區「羌族」與「藏族」之間的分野，並不是一直都很明確，而是有一個由模糊而漸清晰的過程；這就是「民族化過程」。在此過程中，各種「外人」－－如中國邊政官員、西方學者與傳教士、從事西方新學術研究之中國學者－－與不能算是外人的土著知識分子，帶著新的「民族」與「文化」概念深入觀察、理解土著。他們對土著的新理解，包括分類命名及其歷史與文化，透過文獻、口述等社會記憶媒介成為民族知識，而影響中國官方對岷江上游土著的識別與分類，也影響土著的自我認同。
1915年陶倫士（Rev . Tomas Torrance）
他深愛他的教民們，也對他們的文化習俗及其來源深感興趣。由於將羌民宗教視為一種「一神教」，因此他認為這民族是古以色列人的後裔。
他對羌民服飾的描述，特別強調當地人所穿的白色長衫。他說，大部分的羌民「仍」穿白色麻製衣服，而且他推測過去「曾經全都如此」。他認為尚白、潔淨，以及以白為善，這都是以色列人的習俗。陶倫士指出有些地區羌民婦女配銀環為頭飾、耳飾，而在巴勒斯地區Ramallah 婦女頭上也有配戴銀幣飾的習俗。在食物方面，他稱羌民吃燕麥、大麥與玉米製的烤餅，以及飲「咂酒」。他並引聖經中的記載，說明古猶代人也吃這種餅，以及飲類似的「酸酒」。在語言方面，由於他無法證明當時羌民的語言與猶太語有何關聯，因此他說羌民「已遺忘了他們的語言，失去了原始卷稿。」在宗教方面，陶倫士所注意的或其所描述的「羌民宗教」，幾乎都與聖經記載或在西亞地區仍然可見的一些宗教習俗相關。因此，他相信在此「蠻荒」之地，土著信仰唯一的最高天神－－木比色－－就是上帝耶和華。
顯然，陶倫士所說的羌民文化和語言，實為根據他自己選擇性的觀察，加上一些歷史想像而成。他遙想，過去有一典範的羌民文化、語言，一種出於以色列原鄉的典型語言和文化；目前所見的是此典型文化變遷後的殘餘。
1928年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黎光明、王元輝
他在調查報告中提到當地的民族有土民、羌民、猼猓子、西番與雜谷民族。對於羌民，報告中記載，「不僅汶川境內有他們的人，在茂縣、理番、石泉、安縣各處，他們的人也不少。」報告中對雜谷人描述較少，只稱「這些人究竟是和汶川的羌民同種嗎，還是和土民同種，我們不敢斷定，我們權當他們是一個獨立的民族，暫給他們一個雜谷民族的名稱。」
他們對羌民的風俗習慣，有如下的綜合描述：
羌民和土民也有很多互為同化的痕跡，有好些風俗習慣是羌、土通有的，究竟不知是誰同化於誰。就衣、食、住三方面的大體言之，羌、土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說，他找不到「客觀的文化特徵」來區分羌民與土民（由嘉絨藏族地區移來之瓦寺土司屬民）。甚至，對於當前被認為是「羌族」文化標誌的纏頭帕習俗，黎光明等人在報告中特別指出：「以布纏頭代帽，是川西漢人的習慣，並不是羌民或土民的特俗。」在他們看來，羌民、土民與漢人至少在服飾文化上差別不大。
（黎光明先生後來離開本所，投入邊區建設工作。1940年代，他任靖化縣縣長。因痛恨黑社會組織「袍哥」在當地種植、販賣鴉片。與川省派駐本地的專員，王元輝，共同設計槍殺當地袍哥首領杜鐵樵。當晚，袍哥即圍攻縣府；次日，縣府被攻下，黎光明先生被亂刀殺死。）
1930至1940年代美籍學者葛維漢（David Crockett Graham）
陶倫士有意忽略各地羌民之間的文化差異，以建構一個純粹的以色列文化之東方遺存。葛維漢則注意到此文化有相當區域性差異，如原來質樸的羌民服飾在特定地區有各種「加工」（刺繡與花腰帶）。他將此種文化差異歸因於漢與嘉絨兩方面的文化影響。在飲食方面，一方面他強調羌民的日常食物來自於農業生產以及採集、狩獵，以強調其「原始性」；另一方面，他又以使用筷子及部分羌民不吃牛肉的習俗，來強調羌民的漢化。
在羌民的語言方面，同樣的，他指出不同地區的羌語有很大區別。他說，羌民是他曾接觸過的族群（ethnic group）中語言分歧最大的一個。雖然體驗到羌民的語言有很大的分歧，但他仍認為這是一種「語言」；他接受當時中國語言學家聞宥的意見，認為「羌語」是一種古老的藏緬語，因此羌民是黃種人的藏緬語支民族之一。
葛維漢在其著作中，曾感嘆羌民研究的難處。他說：這些人沉默寡言，而又樂於供給一些虛構不實的、他們認為詢問者想要的回答，以及，在語言、風俗習慣上各地羌民又有很大的差別，這都使得研究工作非常困難。
他的感嘆應是由於在他做調查時，有些羌民告訴他，羌民是「以色列人的後裔」，並說他們所信的天神就是「上帝耶和華」。他認為，這是土著受陶倫土及其基督徒羌民助手們教導的結果。葛維漢在他有關羌族的著作中駁斥這種說法，明白指出，羌民並非一神教信徒；除了信他們自己的神外，羌民還信鄰近其他民族的神。
1940年代教育部「大學生暑期邊疆服務團」
調查成員們困惑於「羌民」文化的混雜性。調查者也認為羌人的服飾樸素，並無特色。
羌人服飾，無論男女，並無特別之形式可言。故由服飾觀，無從知其為羌人。衣飾之素淺，與其娛樂之少，同為不解之心理象徵。
以上調查者對於羌人服飾的描述，顯示他們心目中的「羌人文化」十分模糊。他們可以分辨其中那些因素是受「藏人」影響，那些是受「內地」（漢人）影響，但對於羌人服飾，則描述為「素淺」、「無特別形式可言」。關於羌民的音樂歌舞，他們描述為：「其固有音樂僅山歌，而歌謠頗少特具風格，非傳自戎人西番，即來自內地。」至於羌人的語言，調查者也查覺他們的語言複雜、分歧，含有許多外來語；他們稱，有時差別之大，甚至可當作另一系統的語言。但在民族語言範疇等同於民族範疇的概念下，他們認為「羌人之辨別除由語言外，殆無他途可準」。
1940年代 胡鑑民
他努力發掘羌民「固有的」或「傳統的」文化。在服飾方面，他認為羊毛與麻為原料所製的衣服，是羌民傳統的工藝。至於較精緻的繡花鞋與織花帶，他懷疑此是受漢人文化或藏文化影響的產物。在飲食方面，他認為「作饅饅」是羌民的傳統作法。並指出「饅饅入火烤當然是原始的辦法。」由篾籠蒸食，則被他視為「漢化」的結果。
顯然，胡鑑民心目中有相當明顯的「民族進化觀」；羌民是在此進化階梯上較低下的民族。因此所有質樸的、原始的文化因素，都成為羌民的傳統。這見解也表現在他對羌民飲酒習俗的看法上。他說，羌民「像許多淺演民族一樣，嗜酒之癖甚深」。淺演民族，也就是演化較淺的民族。無論如何，對胡鑑民來說，羌人文化探索中充滿了挫折。他承認，「在現在羌民所有的許多工藝與發明之中，要分辨出何者為羌人固有文化，何者由漢化或番化嘉戎化而來，已頗不容易。」
他特別著重羌族的宗教信仰。他說：「羌族的一切文化寶藏－－巫術，儀式，歷史，傳說，民族神話與歌舞等等，猶常在巫師與長老領導之下，熱烈的一次一次的表演著。」因此他將之視為羌族文化中最可寶貴的一部分。關於羌族宗教，他駁斥羌民信仰為一神教之說，他認為這是個信鬼神的民族，「其信仰還在靈氣崇拜與拜物的階段」。
華夏邊緣的本質及其變遷
所謂的華夏或中國人此一主體，因主觀建構之邊緣的推移、變遷而成長變化。這也說明了為何在近代國族主義概念下，雖有過一番爭論，最後中國知識份子仍把傳統「四裔」轉變為「少數民族」——「漢族」認同需要異質化邊緣來維持，這一點並未改變。與從前不同的是，在新的「中國」與「中華民族」概念下，如今傳統之「中國」與其「邊緣」合而為一；過去界線模糊的「邊疆」及其外的異族，成為界線明確的之國家「邊界」內的少數民族。漢與非漢間，以及各非漢族群之間，原來模糊、多重而又易變的族群界線，在新學術的民族分類及國家所執行的民族政策下，成為各民族間明確的族群界線。因此可以說，「中華民族」的確是近代的創造，但此創造有其歷史基礎；這是中國傳統與外來思潮的混合產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