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 稱：「頌壺」全形拓
典 藏 號：188528-1、188528-2
年 代：西周晚期（公元前9-8世紀）
拓本尺寸：高分別為135.0、138.0公分；廣分別為67.0、69.0公分
畫面描述：器蓋略成方柱狀，飾有垂麟紋，蓋沿則飾以竊曲紋，部分拓出蓋口外壁兩面銘文。器身部分拓出口沿內環壁背面銘文，壺身是橢方形，頸部兩側各有一獸首銜環之耳；同器蓋一般，方圈足亦裝飾有垂麟紋，頸部則有環帶紋，下方則是一首雙身龍，雙身中間各有Ｃ形身交錯疊起，以凸顯其立體感。
器身鈐印：器座左下：「寶蘊廔臧器」； 器座右下：「高陽李宗侗玄伯珍賞」
銘 文：在器腹內近口處有銘文一百五十一字，皆在陽線方格內，行款齊整。「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格大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令汝官司成周貯廿家，監司新造貯，用宮御。錫汝玄衣黻純，赤巿、朱璜、鑾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返入覲璋。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壺，用追孝祈介康□、純右、通祿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靈終，子子孫孫寶用。」（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
鈐印：帶狀銘文拓片左下：「玄伯」、「寶蘊樓」
長方銘文拓片左下：「玄白」、「寶蘊樓」；右下：「寶蘊樓」
一、頌壺
頌壺傳世共有兩器，其中一件藏於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本館展出的拓本即是拓自此件。原器高51.15公分，帶蓋高63.9公分。
作為青銅禮器之一的「壺」，乃自名器（所謂「自名器」是指器上有銘文，自稱為「壺」），自商代以來，都是作為祭禮中盛酒用器皿。「頌壺」則是因為作器者為「頌」而得名，該器銘文中詳載了貴族「頌」鑄造此器的因由，大意是說明，「頌」受周王冊命、就任新職（掌管成周洛陽的倉庫、以供宮中御用）、接受賞賜的儀典過程，以及其造器用意—該壺是儀典完成後，「頌」為頌揚天子美意、榮耀先父母龔叔、龔姒所造，以為祭祀之用，表達無盡的孝思，併祈求康樂大福、長命萬年，子子孫孫珍惜寶用。該篇銘文，詳備地記載了西周時代冊命儀典的整個過程和細節，可和《尚書》、三《禮》，以及《左傳》僖公28年傳上的等文獻所記相互印證，相當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同為「頌」所作而帶有類似銘文者，現今出土有二壺、三鼎、五簋。
「頌壺」這種形制的碩大方壺流行於西周晚期，其器面的裝飾也相當具有時代的代表性。因此，可以說，頌壺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銘文，其形制特點與裝飾風格，也都是研究西周青銅禮器的重要線索。
二、全形拓的製作
全形拓是在照相技術還未普及的清代乾嘉（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由於當時一般的傳拓以及線描版刻等方法，並不能滿足收藏家的需要，全形拓的技術遂應運而生。傳拓的方法是：首先要將器物表面清理乾淨，生坑者除鏽（古時用刀剔，後有以醋、鹽酸或電解去鏽之法），熟坑者以溫水擦拭或以稍熱之水洗淨；其次，選出最能表現出該器物特點的角度，用鉛筆在綿紙上畫出「⊥」，作為標示出該器物特定角度之輪廓的（高度、寬度）基準，畫出基本的器形、部位；然後，在器物表面塗上已預先泡好的白芨水，將拓紙敷於器上，再以略濕的小毛巾輕壓，有助拓紙與器物密合；隨後，再用刷子打紙，一方面將紙打入字口及紋飾裡，一方面使紙與器物間的空氣排出。之後，則是全形拓製作最重要的一道程序，即「上墨」：拓包先蘸墨於硯台，然後在磁碟上拍打、搓揉，使拓包蘸墨均勻，再輕拍於拓紙數次，墨色隨著每次上墨而慢慢加深，這道手續，攸關著全形拓的品質，而拓師的技術，此間亦可判出高下。上墨之後，待紙乾透，便可將紙由器上輕輕揭下。由於器物是立體而非平面，因此，揭紙後仍須用紙版裁出與此器大小相同的輪廓，置於器拓上，用拓包補拓出器形的邊緣，或者，也可用筆墨填補、修飾器邊。
由此可知，製作全形拓需要相當高超的技藝，因為，這是要將立體的東西再現於平面之上，而且，隨著製作方法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效果也不相同。而就其製作方法來分，大體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整紙裱拓；一種是不同部位先分別傳拓，然後，再剪裁、拼湊而成一幅完整的全形拓，二者各有優缺點。總之，全形拓所需要的技術，包括了素描、裱拓、剪裁的技巧，製作過程中，除了平面的銘文之外，還要講究光線明暗、器體厚薄，更須注重立體花紋及器物整體造型，是一門相當不易掌握的專業技術，因此拓工功力，作品中判然可別。名家周康元（希丁），堪稱是當時全形墨拓術的集大成者，一生以篆刻摹拓為業，為了製作全形拓，甚且特別去參加畫法研究會，以學得透視圖的表現技法。本所收藏的全形拓中，有許多正是出於周氏之手。
三、全形拓的意義
製作精良的全形拓，其功用與相片相差無幾，一件銅器的全形拓，就等於是一個銅器器形的檔案。此外，由於銅器全形拓傳拓不易，箇中佳作—特別是名家親手拓製且慎重蓋印者，往往也兼有藝術及欣賞價值，換言之，銅器全形拓本身也就是一種藝術品，也因此，學者或收藏家多視之為珍寶，並題記或鈐印其上，而此亦使全形拓本身的收藏價值更行提高。這些題記的內容，包括了出土地點、收藏者、流傳情況、銘文考證等資料，對於傳世青銅器的認識與研究，裨益良多，特別是，也有許多青銅器在傳拓後，僅遺拓本，原器反而佚失，此時，全形拓之於青銅器研究的補闕之功更行顯著。
不過，就在全形拓這種技法邁向高峰期之際，照相、石印、珂羅版印刷等新興技術也紛紛傳入中國，終使這項工藝成為絕學，因此，全形拓傳世品極稀。另一方面，由於全形拓皆為紙本，過去的紙張保存技術較為不足，保存環境也不理想，時至今日，多少有些毀損，或受潮發霉，或紙張變黃、產生斑點，尤有甚者，更遭蠹蟲蛀蝕，復原困難。也因此，為免全形拓保存不善、愈來愈少，不利來者研究，史語所擬建立「銅器全形拓數位化資料庫」，作為「金文數位化資料庫」的一部份，一方面可以減少直接翻閱原拓本的次數，以利保存；另一方面，也期裨益來日同類型的資料在網路上相互流通，便利學術研究。
（施品曲整理）
參考資料：
1.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古今論衡》3（1999.12），頁159-170。
2.陳秀玉，〈失落的技藝—全形拓〉，《古今論衡》7（2002.1），頁130-144。
3.張臨生，〈一百期特輯—百珍集萃‧西周晚期 頌壺〉，《故宮文物月刊》第9卷第4期（總100期）（1991.7），頁11。
4.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商周青銅酒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166-169，圖版伍參。
5.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委會編，《文物光華》第二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頁67。
典 藏 號：188528-1、188528-2
年 代：西周晚期（公元前9-8世紀）
拓本尺寸：高分別為135.0、138.0公分；廣分別為67.0、69.0公分
畫面描述：器蓋略成方柱狀，飾有垂麟紋，蓋沿則飾以竊曲紋，部分拓出蓋口外壁兩面銘文。器身部分拓出口沿內環壁背面銘文，壺身是橢方形，頸部兩側各有一獸首銜環之耳；同器蓋一般，方圈足亦裝飾有垂麟紋，頸部則有環帶紋，下方則是一首雙身龍，雙身中間各有Ｃ形身交錯疊起，以凸顯其立體感。
器身鈐印：器座左下：「寶蘊廔臧器」； 器座右下：「高陽李宗侗玄伯珍賞」
銘 文：在器腹內近口處有銘文一百五十一字，皆在陽線方格內，行款齊整。「唯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卲宮，旦，王格大室，即立（位）。宰弘右頌入門，立中廷，尹氏受王命書，王呼史虢生冊命頌。王曰：『頌！令汝官司成周貯廿家，監司新造貯，用宮御。錫汝玄衣黻純，赤巿、朱璜、鑾旂、攸勒用事。』頌拜稽首，受命冊，佩以出，返入覲璋。頌敢對揚天子丕顯魯休，用作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姒寶尊壺，用追孝祈介康□、純右、通祿永令，頌其萬年眉壽，畯臣天子，靈終，子子孫孫寶用。」（據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北京：中華書局，1984）
鈐印：帶狀銘文拓片左下：「玄伯」、「寶蘊樓」
長方銘文拓片左下：「玄白」、「寶蘊樓」；右下：「寶蘊樓」
一、頌壺
頌壺傳世共有兩器，其中一件藏於台北的國立故宮博物院，本館展出的拓本即是拓自此件。原器高51.15公分，帶蓋高63.9公分。
作為青銅禮器之一的「壺」，乃自名器（所謂「自名器」是指器上有銘文，自稱為「壺」），自商代以來，都是作為祭禮中盛酒用器皿。「頌壺」則是因為作器者為「頌」而得名，該器銘文中詳載了貴族「頌」鑄造此器的因由，大意是說明，「頌」受周王冊命、就任新職（掌管成周洛陽的倉庫、以供宮中御用）、接受賞賜的儀典過程，以及其造器用意—該壺是儀典完成後，「頌」為頌揚天子美意、榮耀先父母龔叔、龔姒所造，以為祭祀之用，表達無盡的孝思，併祈求康樂大福、長命萬年，子子孫孫珍惜寶用。該篇銘文，詳備地記載了西周時代冊命儀典的整個過程和細節，可和《尚書》、三《禮》，以及《左傳》僖公28年傳上的等文獻所記相互印證，相當具有歷史研究的價值。同為「頌」所作而帶有類似銘文者，現今出土有二壺、三鼎、五簋。
「頌壺」這種形制的碩大方壺流行於西周晚期，其器面的裝飾也相當具有時代的代表性。因此，可以說，頌壺的重要性，不僅僅在於銘文，其形制特點與裝飾風格，也都是研究西周青銅禮器的重要線索。
二、全形拓的製作
全形拓是在照相技術還未普及的清代乾嘉（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由於當時一般的傳拓以及線描版刻等方法，並不能滿足收藏家的需要，全形拓的技術遂應運而生。傳拓的方法是：首先要將器物表面清理乾淨，生坑者除鏽（古時用刀剔，後有以醋、鹽酸或電解去鏽之法），熟坑者以溫水擦拭或以稍熱之水洗淨；其次，選出最能表現出該器物特點的角度，用鉛筆在綿紙上畫出「⊥」，作為標示出該器物特定角度之輪廓的（高度、寬度）基準，畫出基本的器形、部位；然後，在器物表面塗上已預先泡好的白芨水，將拓紙敷於器上，再以略濕的小毛巾輕壓，有助拓紙與器物密合；隨後，再用刷子打紙，一方面將紙打入字口及紋飾裡，一方面使紙與器物間的空氣排出。之後，則是全形拓製作最重要的一道程序，即「上墨」：拓包先蘸墨於硯台，然後在磁碟上拍打、搓揉，使拓包蘸墨均勻，再輕拍於拓紙數次，墨色隨著每次上墨而慢慢加深，這道手續，攸關著全形拓的品質，而拓師的技術，此間亦可判出高下。上墨之後，待紙乾透，便可將紙由器上輕輕揭下。由於器物是立體而非平面，因此，揭紙後仍須用紙版裁出與此器大小相同的輪廓，置於器拓上，用拓包補拓出器形的邊緣，或者，也可用筆墨填補、修飾器邊。
由此可知，製作全形拓需要相當高超的技藝，因為，這是要將立體的東西再現於平面之上，而且，隨著製作方法的不同，所呈現出的效果也不相同。而就其製作方法來分，大體上可分為兩種：一種是整紙裱拓；一種是不同部位先分別傳拓，然後，再剪裁、拼湊而成一幅完整的全形拓，二者各有優缺點。總之，全形拓所需要的技術，包括了素描、裱拓、剪裁的技巧，製作過程中，除了平面的銘文之外，還要講究光線明暗、器體厚薄，更須注重立體花紋及器物整體造型，是一門相當不易掌握的專業技術，因此拓工功力，作品中判然可別。名家周康元（希丁），堪稱是當時全形墨拓術的集大成者，一生以篆刻摹拓為業，為了製作全形拓，甚且特別去參加畫法研究會，以學得透視圖的表現技法。本所收藏的全形拓中，有許多正是出於周氏之手。
三、全形拓的意義
製作精良的全形拓，其功用與相片相差無幾，一件銅器的全形拓，就等於是一個銅器器形的檔案。此外，由於銅器全形拓傳拓不易，箇中佳作—特別是名家親手拓製且慎重蓋印者，往往也兼有藝術及欣賞價值，換言之，銅器全形拓本身也就是一種藝術品，也因此，學者或收藏家多視之為珍寶，並題記或鈐印其上，而此亦使全形拓本身的收藏價值更行提高。這些題記的內容，包括了出土地點、收藏者、流傳情況、銘文考證等資料，對於傳世青銅器的認識與研究，裨益良多，特別是，也有許多青銅器在傳拓後，僅遺拓本，原器反而佚失，此時，全形拓之於青銅器研究的補闕之功更行顯著。
不過，就在全形拓這種技法邁向高峰期之際，照相、石印、珂羅版印刷等新興技術也紛紛傳入中國，終使這項工藝成為絕學，因此，全形拓傳世品極稀。另一方面，由於全形拓皆為紙本，過去的紙張保存技術較為不足，保存環境也不理想，時至今日，多少有些毀損，或受潮發霉，或紙張變黃、產生斑點，尤有甚者，更遭蠹蟲蛀蝕，復原困難。也因此，為免全形拓保存不善、愈來愈少，不利來者研究，史語所擬建立「銅器全形拓數位化資料庫」，作為「金文數位化資料庫」的一部份，一方面可以減少直接翻閱原拓本的次數，以利保存；另一方面，也期裨益來日同類型的資料在網路上相互流通，便利學術研究。
（施品曲整理）
參考資料：
1.陳昭容、黃銘崇、袁國華，〈傅斯年圖書館藏銅器全形拓〉，《古今論衡》3（1999.12），頁159-170。
2.陳秀玉，〈失落的技藝—全形拓〉，《古今論衡》7（2002.1），頁130-144。
3.張臨生，〈一百期特輯—百珍集萃‧西周晚期 頌壺〉，《故宮文物月刊》第9卷第4期（總100期）（1991.7），頁11。
4.國立故宮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商周青銅酒器》（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頁166-169，圖版伍參。
5.國立故宮博物院編委會編，《文物光華》第二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6），頁67。